因此，根据上述原理，咨询顾问在受委托对特定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时，应当以自己最大的责任心，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技术，经验等条件，按合同规定完成咨询任务并保证所提出的可行性论证报告和意见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

这次运动不论在力度上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前次。这种现代化，绝不仅仅是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结构、政治格局和法律制度。

比如美国对知识产权法的强调，对国际金融法的重视，尤其是晚近对国际环境法的热忱，在某种程度上都左右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关注点，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沿着这样的议程进行相应的法律改革，并做出具体回应。在经济学领域，从1970年代开始，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发展共识也开始遭遇质疑，进口替代工业化虽然改善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景况，但多数国家仍然停留在贫穷的窘境。这次经济全球化浪潮以去福利化、去管制化为中心内容，倡导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而跨国公司开始四处征战，这种私权力将其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随之崛起的是大型跨国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新殖民主义学者和左翼社会学家将这种发展援助视为早期殖民主义的隐性变体，其目的在于发达国家维持乃至扩张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体系。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看来，这一历史过程必然伴随着抵御与接受并存的复杂态度。

他们认为，这次法律与发展运动是基于当时的参加者所未予反思的基本预设基础上，即自由法条主义（liberal legalism）。实际上，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被日益整合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跨国资本的自由流动、跨国公司的四处游走，已经使全球法律服务市场呈现出一体化的局面，地方性律师事务所成为跨国律师事务所的代理商，而从全球到地方，在商法领域几乎都运作着内容和操作规程基本同样的法律形式。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法治进程中，程序从首先作为实现个体公正的手段和方法嬗变成法治的最高价值取向。

如果设定实体绝对公正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而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绝对公正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化目标，也是没有标准可以参照和衡量的。冤狱的不断出现，暴露出司法的缺陷。没有绝对的人治，也没有绝对的法治，而且法律终究也要靠人去执行，这个世界原本是人在治理。相类似的国外案例是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三案的共同之处是被告人有重大杀妻嫌疑，而中美司法的处理迥异。

程序变得至高无上，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被视为毒树之果而不被采信。法律在实体上规定，要对犯罪嫌疑人客观、公正地审判，如何实现这一实体上的司法目标?通过程序来实现。

前两案都被错判杀妻罪名成立，后一案中，尽管人人都知道辛普森有极大的杀人嫌疑，连他的律师也这样认为，但司法不定其有罪。从层面上讲，程序法是为实体法服务的，但从深层次上讲，程序法是对实体法的归纳和上升。实体的法律不能自己执行，而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程序就是实体的双腿。在刑事案件上，为了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内部请批的方式，多次延长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期限达数个月;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时，发现证据不足时不是立即解除对嫌疑人的羁押予以释放，而是可以对案件反复退侦而不解除羁押;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法院开庭审理后发现嫌疑人构成犯罪的证据不足，不是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宣判被告人无罪释放，而是允许，甚至动员检察机关撤诉，撤诉后再补充证据再起诉，期间对嫌疑人继续关押(有的案件达到10年);检察机关以一罪名起诉，法院发现该罪不能成立，法院如果发现被告人有其他罪，可以更改罪名进行判决，或者动员检察机关撤诉再以另罪起诉。

典型的，前有云南杜培武杀妻案，近有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赵作海杀人案，至于历来被错判死刑而被枪毙了的，媒体时有报道，不一而足。只有司法对口供如此的信奉，就无法避免冤狱的形成，刑讯逼供的问题无法杜绝，出现杜培武以及佘祥林那样的重大冤案不是偶然。法定了的方法，既法律，其所能做到的是尽量从统计意义上和整体上去接近、发现客观真相，这与让个案接近客观事实真相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于是我们制定的刑事诉讼(程序)法，规定一般情况下，要公开审判而非秘密审判，目的是要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审判的公正性;给公诉人指控的权利，也给嫌疑人辩护的权利;给一方举证的权利，又给另一方质证的权利;双方都有辩论和向法官作最后陈述的权利;双方有上诉或抗诉的权利和申请回避的权利等等。

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渗透着许多实体和心证内容，从而弱化了程序。人治与法治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治是依据个人和长官意志及其思维方式和经验看待、处理和评判问题;法治是处理问题的方法法定，即程序法定

第三个阶段从1999 年至今，被称为综合发展（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另一个是被包装的全球法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是为全球法律的地方化。

在这样的情况下，指望法律改革变成一个人的好天气，是可能的吗？（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进入专题： 法治 。从发达国家的视角看来，法律与经济发展是对外发展援助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以美国为主要推手，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主要执行者，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了第二次法律与发展运动，由于这次运动以法治为名义，故而又称为法治运动。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求得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而本国的传统社会难以找到可资利用的现代法律形式，这使得法律继受成为必然的选择。世行内部由一些不同的部门和小组来分别提供不同种类的法律发展服务，这些部门包括法律与司法改革组（LGVP），公共部门组（Public Sector Unit）、私人部门发展组（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Group）和快速反应组（Rapid Response Unit）。第三个阶段，由世行主席沃尔芬森（James D. Wolfhenson）在1999年提出了综合发展框架，促使世行的法律与发展规划融入了其他方面的内容，包括社会保障、减少贫困与人权保护等内容。

而另一方面，继受发达国家的法律意味着在规则上受制于人，因为法律既是一种行动系统，同时也是意义系统。法律全球化的两种视角以上是对法律与发展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实际上这一过程极其复杂，而我所陈述的仅仅是这一庞大过程一些组成部分，这一过程还包括跨国公司之间形成的新商人法，巴塞尔委员会的金融管制协议，WTO的法治项目等等。

1962年开始，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美国开始通过输出一些美国法律毕业生进入非洲的大学来促进非洲的法律教育，这一项目随后又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和平队的资金支持。它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散播世界的一种高级形式，是长达近200年的西方法律传播过程的组成部分。

这种发展援助绝不仅仅是为目标国家提供资金、人力和技术，还包括改革它的政治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推销先进的制度，贩卖优良的法治，培训合格的法律精英，乃至树立标准的民主模式。此外，法律本身也暗藏着某种支配性的逻辑，它可以嵌入某些议程，从而在特定的时刻影响经济走向和世界财富分配。

最近值得关注的还包括以巴西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新发展主义，主张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政策，在自由市场与国家规制之间寻找中间道路，以同时避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其关注点也从单纯的发展经济，延伸到了培育社会。而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遭到废黜，政府失灵，权力寻租遭到抨击，公共选择理论大行其道，宏观经济学向微观经济学回归。因此，法律与经济发展关注国家实力的增长、自然资源的占有、能源的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型、财富的再分配、贫困的减少、国民教育的改进、本国公司的海外扩张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政策。而只要能够将美国法律教育模式嵌入拉美以大陆法为基本风格的体系，就可以指望逐步实现法律制度转型，并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会自然带来期待中的民主和人权。

在整体规划上，这次运动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计划，一是民主计划，它产生于1970到1980年代的世界人权运动，人权保护开始作为独立的目标获得普遍承认，人们逐步意识到，如果不结合经济力量，人权很难嵌入铁板一块的民族国家法。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试图拓展发展的概念，从提高人的实质性自由的角度来重新看待发展，而出身于巴西的法学家昂格尔更是从左翼的立场提出，发展中国家理应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义，自主地安排发展政策，但必须考虑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兼容性，他主张通过教育投入来提高个人的能力，通过高质量的民主来促进民众对经济发展的参与。

1972年的石油危机与美国放弃金本位制所带来的经济震动影响了原本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开始认为，不公平的世界经济体系是造成自己国家发展受阻的罪魁祸首，依附理论开始出现。而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则将部分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失灵，这种日益明显的分歧也加剧了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枯竭，随着数目原本不多的资助纷纷流向其他领域，第一次法律与发展运动随即偃旗息鼓。

但随着1980年代初英国撒切尔夫人改革与美国的里根改革，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的崛起，加上199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突然结束，整个世界掀起了一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这一历史性的互动过程中，发达国家往往抱有好为人师的态度，将本国经验作为教科书模式，谋求地方法律的全球化，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抱有知耻而后勇的情绪，一方面试图寻找适合本国特殊情况的发展之路，一方面又不得不继受发达国家的法律模式，形成全球法律的地方化（桑托斯语）。

而随着经济一体化，外来力量对本国法律的重塑，也使得发展越来越由一个纯粹的经济议题变成法律议题，法律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而经济世界恰恰是没有疆界的，里面的世界与外面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更吊诡的现象是，本土政治精英及其子女在受到美国法教育之后，往往以此资历作为符号资本，却以传统的方式参与本土政治的宫廷斗争，美国式的法律教育不仅没有培育出民主，反而助长了发展中国家的威权主义。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法律教育交流的途径，在这些地方培植熟谙美国法律产品的法律企业家，促进美国法在这些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而从1949年至今，抛却法制遭到废弃的时期不谈，我国的法律改革基本上仍然笼罩在社会法学式的工具主义与新法律形式主义的过渡阶段，在私法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法律形式主义，而在公法领域则表现出明显的法律工具主义。

它具有颇为实用主义的关心，即考察什么样的法律制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美国司法部与一些拉美国家合作，改革他们的刑事法律制度和警察制度，在哥伦比亚促使了检察制度改革，在洪都拉斯和巴拿马开展国际刑事调查训练项目，在危地马拉，美国国际开发署推动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而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看，法律与经济发展的意蕴又有着决定性的差异。而近年来引人注目的司法改革一方面固然源于内部整体法律改革的需要，而另一方面，它又与整个世界的司法改革谋划有着某种有趣的共变关系。

世界银行的法律与发展规划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0年，计划被称为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如果说在经济发展领域，中国的经验多于教训，但似乎在法律改革领域，教训却是多于经验，而显然二者之间的关联尚需要非常深入的反思。

(责任编辑：莫文蔚)